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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解读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 本报记者 　赵晨熙

　　野生动物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和自然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存状况同人类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对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岳仲明重点从五个方面介绍了主要修改内容。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强了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明确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格保护。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恢复，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对此，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细化了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对种群调控猎捕的野生动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和综合利用；明确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建设隔离防护设施、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等，预防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同时，明确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此外，规定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而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外来物种入侵，破坏生态平衡，为加强外来物种防控，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同时规范野生动物放生活动，要求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

　　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为做好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衔接，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同时加大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管理制度作了规定，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这一制度扩展到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根据有关野外种群保护情况，对不依赖于野外资源、技术成熟稳定、有一定养殖规模的人工种群可以不再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实行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但应当依法实行备案和专用标识管理。这些人工种群的一部分可以依照畜牧法规定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按照家畜家禽管理；另一部分可不作为野生动物进行管理，适当放开其人工种群及其制品用于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要加强法律宣传、解读和引导。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也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孩子喊父母回家” 鼓励返乡就业除了亲情牌还有哪些招******

　　紧紧抓住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充分利用好各类政策红利，为返乡就业创业提供全面支持

　　据报道，今年春节，江西赣州多地继续推进“孩子喊父母回家上班”行动，增强父母对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的意识，动员留守儿童家长返回家乡就业创业，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赣州市崇义县妇联表示，将通过加大宣传力度、组织举办活动等方式，切实为有求职需求的妇女群众搭建就业咨询平台、提供就业咨询服务，促进更多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大量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背井离乡，到城市就业打拼，一般只有春节期间才会返乡一次。这样一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凸显。留守儿童得不到父母更多的关爱，加之隔代教育的弊端，并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如果能够吸引父母返乡就业创业，在家门口上班，并实现家庭团圆，将会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没有创新性的举措，可能很难真正让外出务工人员愿意返乡就业。就此而言，赣州市的做法值得肯定，但除了打“亲情牌”，地方政府还应出台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政策措施，真正促进更多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笔者曾到部分乡村地区调研发现，农村地区主要是留守老人和儿童居多，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外出务工。虽然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在加快完善，但是青壮年返乡创业就业的比例仍然偏低。不少打工家庭还将子女迁出农村，到城市和县城上学。

　　之所以人们舍近求远地外出务工，归根到底还是农村本地的就业机会乏善可陈，工资收入不高。与此同时，农民长期以来存有一种离土入城的愿望，希望可以在外闯出一片天地，并在城市稳定和定居下来。

　　鉴于此，在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方面，地方政府应认识到乡村治理问题的严峻挑战，从系统层面整体推进，才能循序渐进地取得进展。特别是要紧紧抓住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充分利用好各类政策红利，为返乡就业创业提供全面支持。

　　返乡就业创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劳动力的供需矛盾，即产业基础薄弱和就业机会稀缺。地方政府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特别是因地制宜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返乡人员就业创业提供产业基础。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很难产生强有力的竞争力，更不要说吸引劳动力返乡了。

　　农村劳动力的供过于求使得工资收入偏低，劳动权益保护不够的问题仍然部分存在。这意味着各地要加强农村地区的规范用工，强化劳动权益保护，使农村劳动者也能够获得应有的薪资和福利，保障他们就近工作的权益，切实解决他们返乡就业的顾虑。

　　不少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不高，难以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也影响了企业投资设厂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创新形式方式，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提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使他们可以投身当地制造业、手工业和乡村文旅等新兴产业。

　　另外，还可在城市发力，推动更多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县城定居，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并为随迁子女提供更好的公共教育服务。

　　近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意味着会有更多人向城市聚集。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归属感，更愿意留在城市发展，而不是返乡生活，为此，城市应考虑吸纳更多农村人口实现市民化，推动城市扩容增效和均衡发展。毕竟，安居才能乐业，宜居方能宜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